關于書法的傳承與創新問題,是目前書法界頗為關心并努力予以實踐的問題。這并非是新問題,而是常識性的老問題,是一個談了幾乎是上千年的舊課題。但真要做好,卻又是個不容易的事。書法,比起詩與畫來,其傳統的傳承性要強得多,而創新性向來較弱,致使書法的藝術風格千年陳陳相因,變化不大。在傳統基礎上有所創新的有所成就的大書家,自魏晉以降,各代有代表性的,也不過數人而已,可謂鳳毛麟角,十分難得。 究其原因,大致有如下幾點: (一)是書法藝術的基礎是漢字,作為文字,其功能是代替語言的符號,主在向社會傳播和歷史文化的傳承;因此,要求文字書寫要規范、簡潔、清楚。這就是漢字變體,有商周的金文大篆,到嬴秦的小篆,到兩漢的隸書,到魏晉的正楷而定型制,此后就不變了。對正書的高度重視,是從唐代開始,其成因是科舉制度的推行?？婆e制的目的在于向社會公平選拔優秀文化人才,以為國家治國安邦的干部,所以要求舉子、讀書人,必須寫好正書。又由于唐太宗喜好書法藝術,所以極力提倡,并將書法也列入科考之目,于是正書便成了讀書人、舉子的重要功課。從而造成了有唐一代,正楷書法的卓越成就,而成為歷史之冠。如虞、褚、歐陽、李、顔、柳,六大家之正書,也成了后代學習的典范。他們的正書,可謂是文字實用功能與書法藝術性有機結合的代表,既表現了文字書寫公正、端莊、清晰的要求,又顯示出很高的書法藝術性,是工具性與藝術性有機結合,并富有鮮明個性的正楷書法藝術。 (二)是文人書法藝術的興起,是在魏晉時代,在漢代及之前,作為文化人的大夫、士屬于貴族階層,是不參與文字的書寫工作的;從事書寫工作的是吏、百工中之專業者。至漢末,大批士或少數大夫破落了,為求生機而參與到工匠行列中,一些善書者便去從事文字的書寫工作,或成書吏。他們的加入,推動了文字的體變,由草隸、章草到正楷、行書、今草,士人中因此逐步涌現出一些善書的書法家,如曹魏時代的鐘繇,成了時代的大書法家。到東晉時代,終于形成了空前的書法藝術熱潮,書法成了時代士人追慕的高尚藝術。這一文化潮流的涌起,并非是書法本身作俑,而是時代文化思潮的促發。以王弼玄學和佛學為主導而釀成的東晉一代之“魏晉風度”與“清談”風潮,是一場民族文化史上空前絕后的關于哲學和人學的大討論。王弼玄學的“以無為本”、“崇本息末”、“崇本舉末”、“崇本統末”之“本末不二”認識論和方法論思辨哲學和圣人有情論;佛學的“空、假、中”之“中道不二”法門哲理和“佛性人人皆有”論,互相共鳴,推動了士人們對思辨哲學和關于人性、生命、人生價值意義的大討論,形成了追求人性解放、人格獨立、智慧卓越的莫圣求道的理想的社會文化思潮。書法藝術就是伴隨著這一文化思潮空前勃興起來,成了士人爭相學習書法的熱潮的。如掌握東晉一朝大權的豪門氏族王、謝、司馬、稀等無不是書家輩出,王羲之成為“書圣”,便是時代文化潮流的產物。
書法藝術之所以能成為時代文化潮流的代表藝術,究其原因有二:首先是書法藝術之造型基礎是漢字,作為線結構造型的漢字,是一種純抽象的形式,是一種無形之形的“無”;形成書法藝術,就成為一種無象之象、象外之象之“無”。這就吻合了玄學的“以無為本”和佛學的“一切皆空”的哲理。其次是士人們最喜好書寫行書,是因為行書化方為圓,方圓結合,書寫自由而能隨意變化,能更好地表現書家的個性、人格、志趣和風度。這便是東晉時代書風“尚韻”即追求“氣韻生動”的原因。王羲之的《蘭亭序》行書藝術,就是時代文化風潮精神的集中體現,故被時代士人推薦為“圣書”(即“得道之書”),從而宣告了書法藝術登上民族文化藝術史的最高殿堂,而光照千古! 大唐書法藝術的勃興,就是繼承與弘揚了東晉一代的書風,由于唐太宗的倡導,以二王書法為典范,號召讀書人努力學習,寫好字才能進身仕途,從而釀成了社會良好的重視書法藝術的風氣;書法家更受到社會的廣泛好評和崇仰。在這一良好的社會文化風氣下,書法便成了一門重要的文化課程。于是,便對二王書法之筆畫、結體、章法,進行分解,形成規則與基本技法,以便利青少年學習;否則,以“變”為宗的二王書法,有如龍象,變化無窮,是難以入門學好的。如此,就逐步形成了唐代以王書為宗的書風和“尚法”之特色。這一“尚法”的時代書風,終于造就了有唐一代書法藝術之卓越成就和時代特色,也為書法史樹立了最為完美的書法藝術范式。從此而后各代,總是以唐代為法式,尤以顏柳書法為法則之代表。雖然各代書風流變亦各有特色,而宗唐法,則千古不變。這一傳統特點,形成了傳統書法強大的主體風格。這種傳統性強于創新興的藝術特色,各代之沿襲,致使書法藝術,自唐之后,逐步衰落的發展態勢;清代興起碑學,以圖變革傳統書風,雖沖擊了臺閣體之流弊,而傳統的基本書風并無改觀。 要追求書法藝術史這種發展態勢的成因,愚以為,有這樣幾點:一是自唐代開始,丟棄了晉代“尚韻”特色的歷史內涵,即東晉時代文運的特質、內容和精神。雖然歷代學書人,無不臨習二王書法,苦習《蘭亭序》至幾可亂真,也只是在形式上討生活,而不明白其書法藝術所蘊涵的歷史文化精神特質。所以,王羲之《蘭亭序》千余年的傳布史,只是一幅書法之形式軀殼在傳承著,至今尤然。而對唐之后的書法名家,后人反而重視各個書家的時代性、個性的歷史文化成因。二是唐代書法藝術“尚法”,使書法之“法”--主在結體、筆畫技法的完善,以唐為法的后代,千年來幾無變化,造成書法之形式風格大同小異,變化不大。唐人遵法,卻講功力、涵養、人品,因此,大書家眾多,成就卓越。而后各代,即使是代表性的大書家,與唐代大書家相比,總是遜色多了。
我們今天面對民族的書法發展史,談傳統與創新,卻面對的現實是傳統文化已衰落的時代?；厥滓话俣嗄陙韺鹘y文化的摧殘和破壞,如今要收拾舊山河,重新復興傳統的優秀文化,的確任重而道遠。而書法藝術,則奇跡般地在“改革開放”潮流洶涌的三十多年中,居然迎著洋風,奮然勃興起來;書協的因勢誕生,有力地推動了社會書法熱的涌起。由于書法藝術的特殊性,少了美術界、國畫界的亂象,而顯得穩正、單純得多,講究傳統性,形成了認真學習、傳承的良好風氣。搞所謂的“現代書法”,只是小數人的一種嘗試,無損大局。書法創新本就難,傳承是第一位的。這也是書法在這三十年中能一枝獨秀的重要原因。由于時代傳統文化的淺薄,受西方形式主義風氣的影響,致使書法普遍著眼在形式上下功夫,以技為勝,有如工匠。如今倡導弘揚傳統文化,書法藝術的復興當會迎來真的春天。 從一定意義上講,書法藝術要比繪畫難搞。我一生致力于書畫藝術,從史、論到創作實踐,不斷探索,深感書法藝術之嚴謹性、規范性、簡潔性,難以討巧;而其意韻的深邃性、抽象性又難以捉摸與把握;不像繪畫,總可討巧,補救,可借形求意;而書法之程式化,嚴格地束縛住了書家的靈活性、創新性。所以,相對而言,書法藝術成效難,成功亦難;繪畫就容易得多。這就是如許多優秀畫家,其書法藝術多平平。 由于“唐法”的完善性,主導了一千多年書法藝術的發展,要破“唐法”,以求創新,幾乎是不可能的。因為一千多年來,不少天才大書家,也幾乎都已嘗試過了。傳統書法藝術以行書成就最高,正楷次之。草書難度大,社會流行難,歷來喜好者少,有成就者亦稀。而隸書、篆書(大、小),因實用性少,亦不為后世所重,清代碑學興起,隸、篆書法才為一些人喜好,為書法藝術界看重,出了幾位專攻者書法家。今天則喜歡大草書者不少,這的確是條以求突破的路子,但卻十分艱難,沒有正書、行書的深厚功底,光練草書,雖然可以自由創意,令人眼花繚亂,但要在藝術上成功,實在不易。 今天,有相當功力的書家不少,但大都被形式主義誤導,為技巧和形式束縛,手成了機械手,在書法形式定型之后,刻板僵化,一如工匠。要想在傳統與創新上有所突破和成功,還得要在傳統上尋求突破。愚以為,“唐法”成就了傳統書法藝術,同時也束縛了書法之創新。書法藝術,的確是形式即內容。但卻忽略了書法之靈魂并非“形式即內容”。因為文人書法藝術勃興之風潮是在東晉時代,王羲之被時代尊崇為書圣,《蘭亭序》被尊崇為“圣書”,并非純是形式,而是其內在的精神、境界與意韻。書法藝術在這一時代能勃興起來,是與時代的文化潮流密切相關的。漢代“崇道”,“天不變,道亦不變”,是由思想理論家董仲舒創立,為漢武帝賞識,宣揚籍以鞏固政權,謀求天下太平。但隨著東漢的滅亡,董仲舒的“儒術”思想亦垮臺,傳統的“天道”、“道”思想理論,亦喪失生命力,為社會所丟棄。隨后,在思想理論界,便以“法”代之,如“佛法”、“書法”,使“道”與“法”合一,成了新時代的哲學原理術語,內涵也更為豐富了。因此稱“佛道”、“書道”亦不矛盾。東晉時代興盛的文化思潮謂“魏晉風度”與“清談”。清談的主要內容:一是玄學的“以無為本”、“崇本息末”、“舉末”、“統末”之“本末不二”論,和佛學的“一切皆空”和“空、假、中”之“空假不二”中道法門,主導了時代新思辨哲學原理的大討論;二是由王弼玄學的“圣人有情論”(即圣人同于人者情也,異于人者神明即智慧也)“人皆可為堯舜”論和佛教的“人皆有佛性”論與菩薩行指導下展開的關于人性、才性、智慧、生命意義、風度、氣韻等等的大討論。從而,推動了理性哲學的勃興和人性的自覺、智慧的高揚、生命價值意義的提高。書法藝術與古琴、圍棋便成了“清談”、“風度”的重要文化內容。這是因為它們的特點:“以無為本”、“一切皆空”的抽象虛無性,卻能表現人的個性、才性智慧、風度、氣韻等內在的精神氣質,因此為士人們所喜愛,從而空前的興盛起來。書法以漢字為基礎,有相對穩定不變的線結構造型,書法藝術就成了線結構抽象造型藝術。它相對不變的形式存在著可變的無窮性,如筆畫、結體、章法,尤其是行書、草書,變化的自由性空間更大?！坝邢拗兄疅o限變化”,正是中國文化的特點。從《易經》之“太極八卦”思維形式,便框定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思維模式。書法藝術之既有形又無形的特點,給士人有了表現自我的創造性空間,更能體現玄學的“本末不二”與佛學的“空假不二”之“中道”觀,和人格、智慧、風度;并可展示體道、悟達以至達道的精神境界。如王羲之的《蘭亭序》,正是其達到了這種理想的藝術境界,才被時代士人熱捧。成圣達道理想居然成為現實,王羲之因此成了“書圣”?！皶缙淙恕币渤闪藭ㄋ囆g的重要原理?！短m亭序》中的氣韻、象外之象,當時的士人能參悟;而自唐之后,似乎就成了“虛玄無稽之論”。原因是東晉時代的文化思潮被唐人定性為“亡國之音”,便予以禁絕?！短m亭序》從此只成了一幅僵化的形式軀殼,“書圣”只是書法形式之“書圣”。后人只求形似,而內涵已無人問津了。
以王羲之為代表的晉人書法藝術,只講書法的基本形式規則,各人書寫,以尚意為旨趣,用筆、結體、章法自由度大,變化隨情意而發。如《蘭亭序》中二十二個“之”字,結體、筆畫,無一字雷同,這決非是著意而為,而是隨意無為而為。而用筆、筆畫變化亦大,皆隨意隨情自由變化。這種藝術特色,從唐人遵法之后,就消失了?！暗婪ㄗ匀弧笔菛|晉士人遵循的重要理念,也是《蘭亭序》書藝成功的主導原理;自唐人之后,也丟棄了。從此,書法被形式法則所束縛,只有人為的形式,一代代傳承至今?！巴彝鼤笔峭豸酥珜У?《蘭亭序》也表現出來了,但后人已無法理解,而成了虛語。其實,它不僅為《蘭亭序》實踐所證明,也被顏真卿的《祭侄稿》、蘇軾的《寒食詩》帖所證明。當心靈獲得解脫,進入忘情至性之時,才能達到悟道的理想境界。 東晉時代流行行書,是因其介于正與草之間,合乎“中道”之性;形式多變靈活,書寫自由,方圓并用,筆畫靈活隨意,利于情感的抒發,容易在藝術上獲得成功。王羲之、顏真卿、蘇軾行書上偶獲成功,亦都是行書,也已證明。 由上所論,關于書法藝術的傳承與創新,第一須回首追溯到東晉時代,以王羲之為代表的書法藝術之風格和精神。弘揚與繼承晉人強調人格化、哲學化、詩化的書法藝術特點與精神,是以體道、悟道、達道為目標。這是書法藝術之靈魂和理想,(道:指社會人道,古代為圣人之道,如堯舜、周公、孔孟,公而忘私,人者愛人,為平天下而貢獻一切。)正由于書法藝術有了這一高尚的目的和精神,才能成為民族文化藝術史上的高等藝術,而居于高雅的地位。歷來凡有成就的大書家,其高才大德,也無不受到社會和歷史的崇敬;而他們的墨跡、碑刻,總受后人的寶重,至今尤然。
第二,對深受“唐法”影響的千年書法藝術之優劣利弊,需作客觀的分析。唐人講“法”,不僅使漢字更加規范成熟,也使書法藝術達到了歷史的頂峰;時代書法藝術的社會普及性,藝術成就的輝煌性,可謂空前絕后,從而成了以后各代學習的典范。王羲之也因唐太宗的倡揚,不僅影響有唐一代書風的導向,也為書法史豎起了一面圣旗,始終引導著民族書法藝術史能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。因此,讀書人必學“王書”,從此成為定例。但王書如龍,善變為法,難得要領,初學者必以唐人書法作為入門;等有了相當基礎與功力,再學起來就不一樣了。但總不如唐書易學,收效也快。而學王書,雖學者眾,而收效不大。如北宋大書家米芾,一生浸淫于王書,也只能在形式上亂真;不過,對他書法藝術之創新,獲益良多;在北宋四大家中,他的筆畫、筆法最為活動善變,書法藝術的靈性也可謂少見。至明末學米書者眾,但成功者少,也說明米書不易學。學王書不易,學米書亦難;原因在于欠缺了“圣性”與“靈性”。學唐六家,尤其是顏柳,書法程式化明顯,易入門,收效亦快,因此形成了傳統風氣?？婆e制的興行,但求書寫工正、工穩,無意于藝術性。以唐書為范式形成的書法傳統,以歷千余年。傳承成了主流,稍有創新者,歷來不多,有成就者向來寥寥。 今天,縱覽書法藝術界,因普遍注重傳承性,因此,書法藝術水平整體較高,時間不長,且成效甚大;創新本來就難,成效不顯著,亦無妨。在當今文藝界,亂象叢生之時,書法藝術界就顯得純正多了?，F在的問題是,如何正確認識形式主義與形式的不同,書法的確是以純形式為造型特點的藝術,但不是形式主義性質的藝術。書法的形式在一定意義上說是內容,但又不全是;其形式中還包含著哲學、詩詞、繪畫、金石等內涵,更重要的還蘊涵著人格、個性、品德、涵養等,是“書如其人”。所以,書法藝術是屬于人格化、哲學化、詩化、繪畫化、金石化等等之特殊藝術。其形式所賦予的內涵,是十分豐富而深邃的。所以,它才能成為民族文化的高雅藝術;而且它的抽象表意性特質,集中地藝術地表現了民族文化的主要特點,因此,在一定意義講,它也可謂是民族文化的最高代表。 明白了書法藝術的特質,搞書法藝術的人,就須擺脫純技術、純形式之錯誤觀念的束縛,轉向人格、學養、技巧功力的綜合素質修煉,注重書法藝術意韻和精神的研究和提高,使書法藝術能夠傳承文人書法藝術之優良傳統,以求逐步改變時下工匠書法泛濫的書法界現狀。
由上所論,我們談傳承與創新,應以博覽廣學為原則與導向;方法上,應以帖學為主干,以王羲之及歷代有代表性的大書家為重點學習與研究之對象,然后兼習金文大篆、漢隸和魏碑。取精用宏,反復在研習性的實踐中體味,以求提高自己的修養。如此學習,與一般先習一家,等有了一定基礎和功力,再兼習幾家的路子就大相徑庭了。后者收效快,也是習慣傳習的方法;而前者,依我的實踐經驗,在一定時間內,會有五色無主的亂象產生,不知如何寫字,筆下會出現不同風格的用筆、結體。如正草隸篆不同的筆法,各個名家的結體,會心不由己地在書寫中出現。至此,就應該認真思考,自己的個性,藝術趣味,專長與學養、天分與才氣,適宜于壯美還是優美,歡喜那些名家的書法,及氣擘筆力的強弱等,來確定自己的努力方向。自此之后,就須堅定不移,努力奮斗,不成功決不停筆。我之所以走這樣的學術之路,不是為書法之傳承與創新,而是為了搞文人畫,以求筆墨功力與用筆變化,以書入畫來提高繪畫的藝術性。所以并不求書法上的成效,寫得亂象百出,也不在意。然而,這一自作聰明的學書方法,隨著時間的推移,慢慢現出成效來了。壯美、優美、內擫、外拓的結體書風能互相協調地相結合,正草隸篆筆法、用筆,能自由隨意地互為結合和發揮。這一苗頭的顯現,引起了我認真的思考;如何能在書法藝術的傳承與創新上有所突破,搞出點名堂來。我深感傳統書風之章法、結體,非常完美,因此主體風格應很好地繼承與發揚,以求穩正與加強傳統性特點;而可求突破與創新的地方,便在用筆與畫筆上了。自“唐法”盛行于書壇,一代代相沿襲,技法、造型已經基本上泥古僵化,至今尤然。如執筆法,永字八法,正草隸篆之筆法、筆畫,各代大書家大同小異的風格,幾乎是在程式化的規則與模式中打轉。我自覺自己胡亂寫出來的書法,已顯露出新穎的好苗頭,當認真整合與規范化,應該能寫出傳統性、創新性較強的新穎的書法藝術風格。我主攻的是行書,于是,我便以王羲之的《蘭亭序》為主體,結體上吸納歐陽詢、顏真卿兩家內斂外拓的不同方法,而重點則在用筆與筆畫上,努力求美。在一幅字中,學習王羲之,結體上利用內擫與外拓之法,使字體結構之疏密虛實產生較大變化,既要嚴整、又要疏朗、奔放;不僅使同字結體有別,而且不同字結體大小收放亦依上下左右行列變化而靈活變化。而筆畫,正草隸篆之筆畫可靈活運用,但須視字形筆畫多少,筆畫重復變化之特點,結體疏密虛實變化之狀況,收放的幅度等;而正草隸篆之用筆,輕重緩急、抑揚頓挫、中側旋絞、順逆方圓、遲速飛注,皆依筆畫特點、字形大小、結體變化、行列左右之關系,及整幅字的情調氣勢等,隨意自由而自然地變化。并須做到一字中重畫之用筆不同,一行中一幅字中亦要有別;如《蘭亭序》,變化無窮而自然。書寫要做到如此程度,是難以想象的,須要很長時間的訓練。關鍵在培養書寫前能心意專注,平靜清澈如秋月,默想所書寫詩意境界,俟心意勃勃,忘我忘書之時,就提筆書寫,一氣呵成。不管成敗得失,隨情意驅使,書罷再細細品味。這種忘形得意的功夫訓練需要在凈室中孤身磨練,十次數十次數百次的練,若有一次較成功,就算進境了,應予以認真總結,如何才能進入這種忘我的藝術創作境地呢?我因為主要是搞學術研究與文人畫創作,習慣孤獨清心,在凈室中一人搞研究、作書、作畫,五六十年來已成習慣。淡泊名利,心如止水,靜如秋月。在靜聽古琴,默念古人詩詞,心情就會激動,或書或畫,都能頓時忘情,或動或靜的心態,皆會在或書或畫中流露出來,形成不同的藝術情調和境界。原因在于,一旦進入藝術創作時已忘我,完全隨情意驅使;由于是長期搞國畫藝術創作的關系,所以執筆就較靈活,用筆亦講究變化,各種筆法就會隨意而發,隨情調而動,不知所止。因此,在創作時會忘我忘情,不知所之。如此,情意就能統御一切,藝術家的修養--包括人格、學識、技巧功力,都會隨情意傾注到藝術創作中,傳統的各類、各家的書風,亦會自然而然地在書寫中表現出來,但已化成了書家筆下的書法藝術中了,只是似是而非而已。 以上所談的經驗,并非是嘗試性的想當前,而是我一生的研究與實踐,甜酸苦辣皆清楚。我是一生沉浸在民族傳統文化中生活的學者,而且對西方文化史亦有相當的研究;博與專之學識,均有相當深厚的修養;而且于文人書畫,已有五六十年的艱苦實踐。我是潘天壽的衷心繼承者,在當今時代,能在繼承“四大家”的基礎上,有承、有揚、有創的學者、書畫家,已屬罕見;我今以至髦耋之年,自覺已為繼承與弘揚民族的文化藝術,熬盡了精力,雖然默默無聞,但問心無愧。我堅信,我的學術與藝術成果、經驗,遲早會對后人產生有益的影響。民族的傳統書畫,成就實在太高,后人的繼承與創新,只能循著固有漸變性體系的發展規律,循序漸進;繼承已屬不易,創新自然更難。西方文化的發展特點是斷裂式、跳躍式的,這是由于它是屬于由古代的神本文化轉到近現代的物本文化為特點;而我們民族的文化,自三王五帝開始至今,歷時近萬年,始終是屬于人本文化,只要中華民族在繁衍、生存、發展,已形成的傳統文化之性質與特點就決不會變,以“六經”為主干發展起來的民族文化,就不會異變,總是在保持民族文化的主體特性不變的前提下,賦有極大的包容性、吸納性和寬容性。所以,我們既然想搞作為民族文化史有代表性的書法藝術,就得明了民族文化的傳統特質。僅將書法作為一種純形式游藝,只是玩弄技巧與形式,而談繼承與創新,自然莫名其妙了。我的書法藝術,不能說就算成功了,但畢竟取得了成果,至少是一條可以嘗試的“繼承與創新”之路。 |
